袁世凱復辟是一出悲劇，正因為這出悲劇，中國陷入了幾十年的軍閥混戰。考究其原因，唐氏沒有像西方著作那樣直接點明，但事實上列出兩大理由，一是製度設計的扞格與製度與人的衝突，二是袁世凱本人思想境界之舊。此論固然突破了過去僅僅在袁氏個人品質道德上轉、圍繞著“皇帝夢”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說製度問題。辛亥革命一開始建立的政權性質是美國式的總統製，總統直接領導內閣。這是當時中國先進分子的共識，認為美國製度是最先進的，而中國學西方就要“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總統雲雲，中國的華盛頓雲雲。然而，待將政權交給袁世凱之際，為了牽製這個梟雄，同是這些先進分子控製的臨時參議院又將美國式的總統製改成內閣製（實際上法國式的半總統製），總統和內閣之間，加了個總理，由總理負責領導內閣。唐氏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種製度轉換，是革命黨人想要“虛君”，而袁世凱根本不想做虛君，“政治矛盾要用槍桿解決，民國因此逐漸變成軍閥的天下了。”


不錯，當時的革命黨人，的確在製度設計上欠考慮，他們一方面對西方製度有著近乎神聖的迷信，像當時的名記者黃遠庸說的那樣，幻想著隻要民主共和的旗幟掛在城頭，中國就可以立馬改變了模樣。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缺乏對民主製度的虔信，隻是把這種製度當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國古老的權力技術嫁接起來的工具。

所以，怪事就出來了:以徹底地學習西方的旗幟下的革命政府，不僅隨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奪公民權利（比如剪辮），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內，隨意改變政體。然而，革命黨人的錯誤並不足以導致袁氏最終的帝製自為，跟後來的軍閥混戰更是沒有直接的關係。唐德剛先生不是考證過了嗎？宋教仁被刺案最終並沒有跟袁世凱的直接聯繫，袁跟宋案的關係更可能像後來的蔣經國跟江南案的關係一樣，是手下過於忠實之徒將馬屁拍到馬腿上的結果。